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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陶天野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）；虞鑫[（通讯作者）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(jiàoshòu)、博士生(bóshìshēng)导师，深圳大学全球(quánqiú)传播研究院研究员] 来源：《青年记者(jìzhě)》2025年第4期 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(jìnniánlái)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定位，随后(suíhòu)对其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。 进入新时代以来，信息技术(xìnxījìshù)迅猛发展，重塑媒体形态、舆论生态、文化业态。面对技术变革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，党(dǎng)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(juédìng)》（以下简称(jiǎnchēng)《决定》），提出“深化网络(wǎngluò)管理(wǎngluòguǎnlǐ)体制改革，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，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”的改革要求，作为(zuòwéi)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(zǔchéngbùfèn)[1]。如何理解“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”（以下简称“一体化管理”）的实践(shíjiàn)意义和理论价值？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定位，随后对其概念内涵(nèihán)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。 《决定》聚焦建设社会主义(shèhuìzhǔyì)文化强国，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，包括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，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，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(chuánbō)体系等(děng)。在这一政策语境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，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举措，完成了从战略目标(zhànlüèmùbiāo)到实践(shíjiàn)路径的深层次推进。 从(cóng)直接文本来看，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首先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的(de)重要一环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“对互联网实行科学管理”的要求发展(fāzhǎn)而来，秉承“建设网络强国”的使命，强调(qiángdiào)多维度(duōwéidù)、多主体(zhǔtǐ)、多目标、多手段的治理过程，反映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的进化[2]。“一体化管理”以整体性思维促进多主体协同(xiétóng)，助力互联网治理的系统性谋划、综合性治理、体系化推进。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，要逐步建立起涵盖领导管理、正能量(néngliàng)传播、内容(nèiróng)管控(guǎnkòng)、社会协同、网络法治、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。其中，正能量传播和(hé)内容管控已经传达了一体两面的内涵：“正能量传播的实质是正能量内容的生产，而内容管控则是针对违法与不良信息的管制”，二者(èrzhě)相互结合交叉和补充，成为当前网络综合治理经验的初步凝练[3]。在(zài)此基础上，“一体化管理”强调整合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，在党和国家整体统筹之下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监管，意在明确综合治网职责边界，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、属地管理和主管主办(zhǔbàn)责任，既从内容生产端发力创新宣传形式，也从传播管理端发力把控舆论全程，最终实现网络空间的全局优化，确保主流价值观(jiàzhíguān)在线上线下的统一传播和有效覆盖[4]。 从时间维度(wéidù)来看，“一体化管理”与加快建设(jiànshè)全(quán)媒体(méitǐ)传播(chuánbō)体系(tǐxì)的(de)任务相辅相成。全媒体传播体系是(shì)(shì)媒体融合在(zài)(zài)舆论引导中的重要运用模式[5]，党的政策文件多次(duōcì)强调(qiángdiào)，对于媒体融合，“正能量是总要求(yāoqiú)，管得住是硬道理，用得好是真本事”，“一个标准，一体管理”是让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证，也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提升正面宣传质量的必要手段。一方面，作为一个多元主体共在的复合型生态系统，全媒体传播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“主体的集合性”，不同性质、类型的主体具有(jùyǒu)不同的立场、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[6]，因而需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，配套落实政策措施，为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[7]。这与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，“一体化管理”在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(tǐzhìgǎigé)的同时，也对新闻宣传工作机制提出要求，从而能够结合信息化发展成果助力传媒管理创新。另一方面，内容建设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核心任务，而网络舆论是传播效果的重要评估依据，能够反映社会主要矛盾，为解决“好新闻如何传播”的问题提供认知资源，“一体化管理”有利于从思维(sīwéi)和认知模式层面深化媒体融合，塑造更深入、更具说服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，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供支持。 从(cóng)宏观格局来看(láikàn)，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最终服务于党的(de)宣传(xuānchuán)思想文化工作(gōngzuò)。在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(huìyì)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，事关国家长治久安，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，是一项(yīxiàng)极端重要的工作”[8]，并提出“七个着力”作为(wèi)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和行动指南。其中，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(yǐnlǐng)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着力提升新闻舆论(yúlùn)传播(chuánbō)力引导(yǐndǎo)力影响力公信力三点，分别是开展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、总体方向(fāngxiàng)和实践路径(lùjìng)[9]，“一体化管理”承接(chéngjiē)和贯通这三(zhèsān)方面要求，立足实践实际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行动指示。具体而言，随着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、主战场，网络空间的舆论传播便(biàn)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。网络舆论传播可以分为“讲什么”和“如何讲”两个方面，前者要求通过网络综合治理来把握舆论方向，后者要求通过全媒体传播创新(chuàngxīn)舆论方式[10]，“一体化管理”以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坚持，统筹把握网络舆论传播的方向和方式，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中，通过网络空间综合治理，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，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。 整体来看，作为(zuòwéi)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(xīnjǔcuò)，“一体化管理”体现了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，承接新时代媒体(méitǐ)融合发展使命，助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全媒体传播体系建立健全，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(gōngzuò)新局面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文化条件。 解析概念内涵及生成原理，是社会科学研究(yánjiū)的(de)基本前提。在讨论如何推进“一体化管理”之前，应当结合(jiéhé)对应的历史和现实语境(yǔjìng)，梳理“新闻宣传”、“网络舆论”、“一体化”这些(zhèxiē)次级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，解析“一体化管理”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来源，即回答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 首先考察“一体化管理”作为一项实践的指向对象——“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”和(hé)“网络舆论”这两个概念(gàiniàn)的内涵和关系。在“宣传”“新闻宣传”“舆论”“新闻舆论”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各种话语(huàyǔ)表达中，这两个概念为何(wèihé)被专门提出，又为何能够并举、合为一体？通过话语分析方法，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常用话语进行历时性考察，可以理解其背后的观念发展(fāzhǎn)变化过程，透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理论内核。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近代史发展(fāzhǎn)历程双重影响下，中国新闻传播很长时间以来整体(zhěngtǐ)偏重“宣传”[11]，中国共产党(dǎng)的新闻宣传观念也(yě)首先建立在传统鼓动宣传的基础上，从(cóng)而(cóngér)能促进共产主义思想传播，推动党组织发展壮大[12]。从语言学角度看，“宣传”自(zì)建党以来便是最常出现的政策词汇，而“新闻工作”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(cái)开始作为一个独立语汇出现在重要文件中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党的“新闻”和“宣传”工作始终(shǐzhōng)紧密联系，不过更多的是一种工作理念而非语用概念(gàiniàn)，直到20世纪末，江泽民、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一系列讲话，“新闻宣传”概念才开始逐渐盛行，成为官方的统一称呼[13]。 改革开放后，理论界逐渐开始从“舆论”视角认识(rènshí)新闻(xīnwén)宣传工作(gōngzuò)，并通过专门化、自觉化的(de)理论和(hé)思想(sīxiǎng)建构，来“协同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与舆论监督这两种不同特性(tèxìng)的信息传播形态”[14]。江泽民同志在中宣部(zhōngxuānbù)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舆论导向”概念(gàiniàn)，此后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”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(héxīn)的党(dǎng)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闻思想；在此基础上，2002年(nián)起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“舆论引导”作为核心概念来强调，在舆论方向正确性(zhèngquèxìng)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提出对舆论工作的“水平”与“能力”的重视[15]。与此同时，随着21世纪(shìjì)社会转型带来多元社会思潮，互联网平台兴起成为社会言论的新容器(róngqì)和放大器，“网络舆论”“网上舆论”有关的生态学现象和对应概念逐步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。2013年，习近平总书记(zǒngshūjì)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，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，“舆论引导工作”逐步被单列出来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2016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(zuòtánhuì)上明确提出“新闻舆论”这一概念，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(gègèfāngmiàn)、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。过去常用的“新闻宣传工作”变成了“新闻舆论工作”，体现出党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。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。 综观这一过程(guòchéng)可以发现，随着话语使用的(de)(de)(de)变化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不断成熟和(hé)(hé)发展，具体体现为对(duì)新闻规律不断探索、对舆论工作越发重视。从“宣传”到“新闻宣传”的发展，是让新闻观念回归本位，承认新闻传播活动有其规律，自觉适应和运用规律做工作；“舆论引导”和“网上舆论”等概念的出现，说明党对受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和尊重(zūnzhòng)。从“宣传”到“舆论”的话语变化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互动的理念进化，反映出“自下而上的意见流动视角”，表明党的新闻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与时俱进的先进特征。 在这一背景下，“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与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”将(jiāng)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两个概念(gàiniàn)并置，首先顺应了党(dǎng)的(de)新闻宣传舆论话语的历史演变趋势，对(duì)新闻、宣传、舆论三者之间(zhījiān)的关系(guānxì)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和定位，是(shì)当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立场和方法的直接反映。进一步地，前述种种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(guānniàn)(guānniàn)之间的内在(nèizài)关系也解释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底层(dǐcéng)逻辑。杨保军认为(rènwéi)(wèi)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有四个(sìgè)：党性原则观念、人民中心(zhōngxīn)观念、新闻规律观念、正确舆论观念[16]。不难发现，尽管后两者与前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，但四者本质上是统一的：“新闻规律观念”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，“正确舆论观念”是重要的方法论观念，二者通过指导具体实践把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落到实处；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经由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理论论证而不可分割，在党性原则的统领下，新闻的人民性与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互构关系，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意志的凝聚和统合，从而对“为了谁，依靠谁，我是谁”这个根本问题作出(zuòchū)回应[17]。建立在上述这些观念内涵基础上、以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为内核的“一体化管理”，也就由此具备了深入推进互联网时代公意形成的可能性，这使得它与党的宣传思想保持内在一致并在逻辑上一脉相承，从而能够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。 如前所述，将网络舆论①纳入考量是新(xīn)时代党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必然要求，体现了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基本立场(lìchǎng)，保证了“一体化管理”在理论(lǐlùn)层面的合法性。下面，通过考察网络舆论的发展历程(lìchéng)和特点，可以进一步明确“一体化管理”提出的现实语境，理解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。换言之，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何种特征(tèzhēng)和影响，使得(shǐde)“一体化管理”成为深化改革的必要手段？ 按照媒介(méijiè)技术演进过程(guòchéng)，网络(wǎngluò)舆论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“00”年代、“10”年代和“20”年代三个阶段，经历了从“网络舆论”到“网络舆论生态”的认知变化(huà)，与“媒介化社会”的建构过程呈现出相似的逻辑。不同的传播技术下舆论生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，也对舆论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，已有不少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(fēnxī)，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(liǎnggè)方面。 第一，主流媒体(méitǐ)不再是传统(chuántǒng)模式下强有力的传播(chuánbō)(chuánbō)主体，融合转型成为长期任务。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就已出现，随着互联网进入Web2.0阶段，以网络为依托(yītuō)由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的“民间舆论(yúlùn)场”由弱到强，越来越显性化，开始对媒体议程产生(chǎnshēng)影响。在早期“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(shìjiàn)”和“陕西华南虎(huánánhǔ)造假事件”等社会事件中，都(dōu)是网民先自发形成大范围讨论，随后引来国内传统媒体报道和有关部门调查介入[18]。2011年起，微博、微信和客户端构成的“两微一端”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，赋予公众“传受合一”的身份，这种与传统模式截然相反的议题(yìtí)生成次序越发常见。一项实证研究(yánjiū)表明，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机制正在被颠覆，技术赋权之下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热点往往先于媒体报道，能够推动媒体关注并调整(tiáozhěng)议题，舆论监督形式也逐渐从媒体监督转为全民监督[19]。对此，主流媒体倘若无法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传播模式，便很容易在“事件增多(zēngduō)、议题拓展、传播主体多样”三重压力下陷入被动状态，甚至落入“塔西佗(tuó)陷阱”[20]。 第二，网络舆论(yúlùn)(yúlùn)生态越发(yuèfā)复杂，治理手段亟须升级。虽然社交媒体上公众舆论的(de)生成过程拓展了公众表达权(quán)的实现途径，但表达便利与“海量(hǎiliàng)意见”并不等同于舆论的发达(fādá)[21]。按网络舆论的存在形态来看，互联网空间的潜舆论显化、显舆论复杂化、行为(xíngwéi)舆论虚拟化，构成“众声喧哗”的舆论环境，情绪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越发突出，原本现实(xiànshí)社会(shèhuì)中以“清晰的公开意见”为主要形态的舆论难以形成气候，反而导致谣言认同、网络犬儒主义和(hé)民粹式政治等“信任异化”现象[22][23]；按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则来看，互联网“去中心化”的背后(bèihòu)往往(wǎngwǎng)是自由市场权力规则下的“再中心化”，简单来说即谁拥有的信息最多(duō)、谁的信息更能吸引注意，谁便拥有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[24]。到2020年前后，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，以算法、算力和数据为核心要素(yàosù)的“机器”作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多重社交终端和场景的传播中，“技术—平台—政府”三者的博弈(bóyì)更加激烈，数据驱动的“复合型舆论场”渐成气候，网络舆论集成了政府、企业、公众乃至(nǎizhì)技术、算法等多主体意见，导致“流动性过剩”，越发呈现出分散化、圈层化倾向，打破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[25]。 这两方面问题对应着我国新时代(shídài)新闻舆论工作的(de)两个面向：一是从舆论引导的视角出发，对主流媒体的环境适应力(shìyìnglì)、民意反映力、舆论引导力提出要求，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；二(èr)是从舆论治理的视角出发，观照互联网(hùliánwǎng)场域内不同主体的话语表达、传播逻辑、互动关系，探索互联网治理有效模式。二者相辅相成，本质上(shàng)是统一的。随着技术发展，这两方面工作势必要求进一步贯通和融合，通过体制机制的全方位改革，实现构建网上网下(xià)一体、内宣外宣(wàixuān)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根本任务。“一体化管理”由此承接(chéngjiē)了“主流舆论场”构建和“复合型舆论场”治理的双重要求，内在地包含了正面宣传、舆论监督、舆论引导、网络空间净化等多(duō)方面行动内容，成为实现两个面向统一性的具体手段。此时“一体”指的是方法论上的一致性，即无论是哪方面的工作内容，都(dōu)需要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确保执行层面多主体、多手段的协调性，体现了治理思维的综合(zōnghé)(zōnghé)意义，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党委(dǎngwěi)领导(lǐngdǎo)、政府管理、企业履责、社会监督、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”的综合治网格局两相呼应。 中国互联网治理现代化与(yǔ)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相当的(de)同构性(xìng)，正由政府主导(zhǔdǎo)的传统管理形式转向政府、市场、社会(shèhuì)多元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[26]。在此背景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，当然也需适应这一发展态势。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治网格局的论述(lùnshù)已经指出了“一体”的总要求和“多元”趋势之间的整体关系，但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协同性具体为何、如何能实现，尚需要进一步考察。 随着网络社会(shèhuì)崛起，“媒介逻辑”超越“事实逻辑”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性力量，往往要求重构(zhònggòu)国家、社会、市场等(děng)的角色和关系，建立一种多(duō)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协作的模式，以(yǐ)对这种力量进行约束。然而，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逻辑的方案中，有关“多主体共治”的尝试总潜在地包含了“去国家化”的理论立场[27]，并在现实中带来(dàilái)令人失望的结果：当“多主体”上升为某种“主义”，它非但(fēidàn)无法解决媒介化政治的根本(gēnběn)问题，还导致了全球性(quánqiúxìng)的“互联网分裂”（Splinternet）和网络治理的“民主赤字”[28]，严重危害了新闻业的公共性。此时，重新引入政府(zhèngfǔ)的力量、将治理权力收归民族国家，反而又成为全球性的趋势[29]。 与此不同的是，在中国互联网(hùliánwǎng)治理(zhìlǐ)历程(lìchéng)中，国家(guójiā)始终处于(chǔyú)(yú)核心主导地位。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(tǐxì)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体系，党的领导贯穿(guànchuān)治党与治国的全过程，通过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，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[30]。因而在推进网络(wǎngluò)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，党对新闻(xīnwén)(xīnwén)宣传和(hé)(hé)网络空间的领导一以贯之，且随着新媒体(méitǐ)(méitǐ)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加强。具体可以从“党管媒体”和“党管网络”的行动路径中理解(lǐjiě)这一点：“党管媒体”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原则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”，要求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规制确保正确舆论导向。党管媒体，不能说只管党办的媒体，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，这个领导不是“隔靴搔痒(géxuēsāoyǎng)式”领导，而是全局性、根本性的领导，方式可以有区别(qūbié)，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；“无论时代如何发展、媒体格局如何变化，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”[31]。随着技术发展，这一管理思路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。2013年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《中共中央关于(guānyú)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(juédìng)》，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，同时指出要“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”、“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”，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紧紧关联在一起[32]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和政府陆续出台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、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(dānwèi)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(wǎngluòānquán)法》等作为规制手段，重视、发展和治理信息技术成为新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(fāngmiàn)。2018年，国务院下发(xiàfā)《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(tōngzhī)》，指出国家网信办与中央网信办为一个机构两块(liǎngkuài)牌子，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，从而理顺网信办和国新办的职能分工，使前者专注于网络内容监管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，后者侧重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，进一步确保党对网络空间的领导效能。 不过，不论国家(guójiā)力量是“重新(chóngxīn)出场”还是“始终在场”，治理理念和(hé)措施都需要随着环境变化而相应地更新，否则会陷入“只有底线(dǐxiàn)思维，没有理论辩论；只讲(jiǎng)安全意识，不讲治理方略”的桎梏。换言之，对具体手段和方式的考虑，始终是党(dǎng)的领导下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，也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统一性的前提。此时，党的功能定位是“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”：既总揽全局，又不包揽一切，充分发挥(chōngfènfāhuī)其他主体的作用。 因此，如果将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模式概括为(wèi)“一体多元模式”：党委和政府居于核心，其他主体居于外围、不同程度参与其中，多元治理主体共同(gòngtóng)构筑的“同心圆(tóngxīnyuán)”治理结构[33]，那么“一体化管理”便是基于这一结构提出的创新措施，它在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(shàng)构建“一体”和“多元”关系，实现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两方面工作的有效结合，这意味着在制度上从新闻管理和网络管理“两套班子”进一步转向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全过程的“穿透式监管”，把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(shǔxìng)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纳入管理范围，提高党和政府对“同心圆”内(nèi)不同主体的统筹效能；在理念(lǐniàn)上明确中国互联网治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(ānquán)为首要目的，从“党管媒体”、“党管网络”的分别行动模式，转变为“党管意识形态”理念下的整体性工作逻辑，使(shǐ)各(gè)(gè)部门、各领域(lǐngyù)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。 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合法性、必要性、有效性，论证了其作为(zuòwéi)(zuòwéi)政策概念何以(héyǐ)可(kě)能，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聚焦现实行动路径，考察它作为改革方向何以可为。《决定(juédìng)》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的宝贵经验总结为“六个(liùgè)坚持”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坚持守正创新、坚持以制度(zhìdù)建设为主线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、坚持系统观念。这六项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布局提供了根本遵循，在此基础上，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实践方针和实现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。 第一，以服务党和人民为根本，坚持网络群众路线(qúnzhònglùxiàn)。“党性和人民性(rénmínxìng)相(xiāng)统一”是奠定“一体化管理”话语(huàyǔ)合法性的(de)理论基础，服务党和人民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根本使命。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(zhèngzhì)方向前进，而政治的核心在于权力，权力的核心在于民意，要确保“一体化管理”有效落实，必须尊重(zūnzhòng)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，做(zuò)到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。习近平(xíjìnpíng)总书记指出，“领导干部要学网(yàoxuéwǎng)、懂网(dǒngwǎng)、用网，了解群众所思所愿，收集(shōují)好想法好建议，积极回应网民关切”。互联网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(xīn)的实践场域和技术支持，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成为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途径，建立有效的政务网络平台，能够快速(kuàisù)收集社情民意并应用于科学决策，让网络舆论所反映(fǎnyìng)出的社情民意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推力；“互联网+群众路线”下党群关系的“主体间性”特征，也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，为实现新闻媒体、平台企业、社会组织(zǔzhī)、用户个人(gèrén)等共同(gòngtóng)参与(cānyù)的综合治理模式夯实合作基石[34][35]。此外，新闻媒体也应把握平台、载体、导向等多方面(duōfāngmiàn)的平衡，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，在“大舆论场”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[36]。一个鲜活的例子是，2022年4月15日至5月16日，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(zhēngqiúyìjiàn)，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提出意见建议。活动前后，主流媒体开展了全过程全方位的广泛宣传，网民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，各平台征求意见页面总阅读量达6.6亿次，收集各类留言(liúyán)超过854.2万条，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注脚。 第二，以媒介(méijiè)技术变革为动能，推动(tuīdòng)管理制度(zhìdù)创新(chuàngxīn)(chuàngxīn)(chuàngxīn)(chuàngxīn)。《决定》指出：“坚持(jiānchí)守正(shǒuzhèng)创新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，紧跟时代步伐，顺应实践发展，突出问题导向，在新的(de)(de)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文化(wénhuà)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。”守正创新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，创新是大势所趋，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，也是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的核心要义，关于“怎样守正创新”的问题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”，“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，该改的坚决改，不该改的不改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为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潜力，党和政府(zhèngfǔ)制定了媒介融合相关政策，推动党的新闻事业深度融入国家信息化建设和社会治理进程，以《国务院关于积极(jījí)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文件，旨在建立(jiànlì)与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相适应的规制框架，激发传媒业的核心竞争力[37]。对于“一体化管理”而言，技术驱动(qūdòng)的制度创新同样是第一要务，一方面，用科学化、制度化的网络舆情预防疏导机制代替(dàitì)“应激式”“运动式”管理传统，用“引领型、混合型(hùnhéxíng)”政府工具代替“强制型”工具，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境厘清权责边界、达成理念共识，同时加快落实配套性的供给侧改革措施，支持外部主体（如媒体机构、企业等）探索更有效的协同模式[38]；另一方面，优化中国特色的“代理式”监管策略[39]，利用超级平台企业提供的技术、数据和服务驱动国家数字化转型，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舆情监测(jiāncè)和分析平台，实时追踪新闻传播效果和网络舆情走势，分析了解受众需求和传播效果，通过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的及时补位和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，避免舆论真空(zhēnkōng)和失控。 第三，以自主知识(zhīshí)(zhīshí)生产为(wèi)(wèi)引领，完善协同治理(zhìlǐ)机制。党的(de)二十届三中全会《决定(juédìng)》提出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(shèhuìkēxué)自主知识体系，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方面，而知识体系中的理论观念必须(bìxū)依据一定的中介手段转化为实践观念，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力量和(hé)影响。“一体化管理”立足“一体多元”网络治理模式的要求，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实践目标，已有不少学者就不同社会主体的参与(cānyù)形式提出建议，如鼓励公众自主甄别信息、运用技术手段优化内容过滤、建立平台间的合作机制等[40]。这些建议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：随着媒介生态变革，以往的新闻(xīnwén)专业知识常识化，职业新闻主体之外的多种社会主体成为新闻知识体系的运用者、呈现者，在新闻传播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身份和角色。但想要确保各方面新闻生产活动能在“同心圆”结构中运转起来，更关键的是控制主体（即负责新闻领导(lǐngdǎo)和管理活动的主体）对新闻知识的理解和运用，并关系(guānxì)到不同主体间认知(rènzhī)共识的建立[41]。这样一种认知成果实际上是对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(xuékē)的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出要求，比如中国语境下的“协同治理”不同于西方以博弈论、多中心(zhōngxīn)治理等为基础的概念，它提倡(tíchàng)“党委领导，政府负责，社会协同”的党政一体化机制，这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政党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在“国家与社会”这组(zhèzǔ)关系中的角色[42]，也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底层逻辑相契。以此为逻辑起点、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(zhòngdà)问题为导向开展新闻学研究(yánjiū)，才能构建有指导意义的知识结构，促进科学的制度建设。 推进新闻宣传和(hé)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，是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要求，为进一步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。党的“十四五”规划(guīhuà)指出，新闻传播既是事业又是产业，既是阵地又是市场，既要宣传理论又要治理舆论，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(guānniàn)，坚持统筹兼顾、全面推进，才能促进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(gāoxiào)，实现(shíxiàn)文化发展质量、结构、规模、速度、效益、安全相统一[43]。在改革思路上，“一体化管理”以系统观念为核心指导，突出整体性、协同性、系统性，通过(tōngguò)传统媒体(chuántǒngméitǐ)领域和新兴(xīnxīng)媒体领域在管理机制上的深度融合，形成从内容生产到舆论治理的全链条、全流程管理模式，为应对网络舆论场复杂生态、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支持。 “一体化管理”是(shì)“党管(dǎngguǎn)媒体(méitǐ)”原则在当前外部环境变局下的重要适应性举措。“党管媒体”是中国新闻媒体凝聚社会公意的前提，随着互联网成为宣传(xuānchuán)思想工作的主阵地(zhǔzhèndì)，一方面，“党管媒体”的客体和(hé)主体范畴不断扩大，管理主体不局限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，所指对象也不仅仅是由党直接掌握的媒体；另一方面，传统的新闻舆论主客体界限逐渐模糊，并在新媒体传播的动态过程(guòchéng)中互相转化和融合，此时(cǐshí)“一体”是具有综合性思维、囊括多元主体的“一体”。如习近平总书记(zǒngshūjì)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的，“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，动员(dòngyuán)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，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、行业(hángyè)管理、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”。应当发挥新闻宣传和网络(wǎngluò)舆论的协调合作优势，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“办（管）”好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(fúwù)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主体，实现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补充[44]。 技术革命日新月异，对于“一体化管理”要“管什么”、“怎么管”问题的回答始终需要更新(gēngxīn)和调整。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的过程中，应当(yīngdāng)以(yǐ)党的领导为(wèi)根本原则，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(shíshìqiúshì)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实(qiúzhēnwùshí)，不断探索新闻舆论工作新方法、新手段；学界也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逻辑起点、以国家重大问题为导向、以本土经验为原材料，通过知识(zhīshí)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学术价值，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完善，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(jiànquán)，文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。 【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(shèhuìkēxué)基金青年项目(xiàngmù)“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(xīnwén)真实性的路径、机制与方法研究”（批准号：21CXW001）、深圳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课题“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研究”成果(chéngguǒ)】 ①需要指出的是，如今学界在讨论“舆论”时，基本默认(mòrèn)是指以(yǐ)互联网为表达渠道的“网络舆论”，但事实上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，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直到2015年底才超过50%，具备表达多数人意见(yìjiàn)的数量基础；这些网络言论内部也(yě)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共识（所谓“公意”）以形成(xíngchéng)真正意义上的“舆论”，因此本文所说(suǒshuō)的“网络舆论”并非(bìngfēi)严格意义上的学理性概念，而是以现象和问题为导向的广义概念。 [1]中共中央(zhōnggòngzhōngyāng)关于(guānyú)进一步(jìnyíbù)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推进中国式现代化(xiàndàihuà)的决定[EB/OL].(2024-07-21)[2025-01-25].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20240721/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/c.html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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